叙事诗作为一种诗歌体裁，它以诗的形式刻画人物，叙述故事情节，以写人叙事来抒发情感。它的情节完整而集中，主要性格突出且具有浓厚的诗意，叙事简练，而且在叙事中还能清晰感受到生活的气息。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峰，分别是建安时代，中唐时代以及明末清初。“梅村体”正是明末清初的叙事诗的翘楚，它的开创者是在明清鼎革时期备受煎熬的吴伟业。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他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成果，以唐诗为宗，其诗讲究声律，风丽动人。七言歌行更是令他名噪一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对他的评说中提到“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这种重叙事，炫辞藻，发情韵，并且在叙事中融合了诗人生活年代流行广泛的明代传奇剧特点的歌行，即是让历代研究者百家争鸣的“梅村体”。
赵翼在《瓯北诗话》卷九中说梅村体“神韵悉本唐人”，可见唐人诗作对梅村影响之大。“昙花一现”应是梅村对李白歌行借鉴的一大特点，虽然极少，这“花”却也开得五彩缤纷。其实李白对吴伟业的影响大抵应该是在情感抒发和遣词用句上，我们来看一首风格上吴伟业比较接近李白的《退谷歌》，此诗在叙事上并不出彩，故而以叙事见长的“梅村体”名篇中并不见此诗踪迹，但是这首诗中诗人的情感抒发的却是有矢放的，宣泄而下，开篇便是对于故乡的描写：“我家乃在莫釐之下，具区之东，洞庭烟鬟七十二，天际杳杳闻霜钟。岂无巢居子，长啸呼赤松，后来高卧不可得，无乃此世非洪蒙。”此时诗人是违心出仕，不满和无奈溢于言表，就连诗人平日极为看重的句式平整也不顾，反而是参差不齐的句式，但情感的抒发却也是喷薄而出，这里便有李白恣意昂扬的影子；“君不见抱石沉，焚山死，被发佯狂弃妻子。匡庐山，成都市，欲逃名姓竟谁是。少微无光客星暗，四皓衣冠只如此。使我山不得高，水不得深，鸟不得飞，鱼不得沉，武陵洞口闻野哭，萧斧斫尽桃花林。”诗人对于明亡的哀叹和自己无藏身之所的悲愤让人唏嘘，几句排比式的愤懑让人看到的是李白《蜀道难》的余风；而诗末“噫戏呼归哉，我家乃在莫釐之下，具区之东，侧身长望将安从”的咏叹更是首尾相合将诗人辞官归隐的感情宣泄的更加深沉，更加悠远，让人更觉李白余韵。
相对于李白的昙花一现，杜甫对吴伟业的影响则是“无处不在”。众所周知，杜甫是“以诗叙史”的代表，自杜甫以后，诗歌的“诗史”性得到了历代诗人的认可和追捧，吴伟业是自觉的继承者，他的诗歌同样史料十足，他以史官自居，又刚好身处易代之际，这就不可避免的让他在跌宕起伏的乱世关注民生，关注现实，成为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实践者。我们在《临江参军》、《圆圆曲》、《雁门尚书行》同样能够看到杜甫式的批判，同样能够感受到诗人对现实，对战乱的强烈谴责。而其它“梅村体”的代表作品中表现出的关注人民苦难，同情百姓遭遇，这种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关注现实的勇力也是与杜甫一脉相承的，另外如《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等篇在形式虽是七言但是在语言运用和构篇上则是直接化用杜甫“三吏三别”。以上可见杜甫对“梅村体”的史性和现实性等重要内涵的形成与影响。
李杜对“梅村体”的形成总体上可以讲是宏观的，而元白“长庆体”对吴伟业的影响则应该算是微观上技巧方面的，可以讲是“取之于蓝而胜于蓝”。 吴伟业自己在《秋日锡山谒家伯成明府临别酬赠》曾说“一编我尚惭长庆 ”这就明确的表明自己学习过元白，至于元白对他创作的影响则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叙事结构上来讲元白是典型的直线叙事结构，“梅村体”自然想要摆脱这个窠臼，不能说直线叙事不妙，只是到了吴伟业的时代，已经难以为继，佳作难出，于是“梅村体”通过对元白的叙事结构的借鉴和改进，形成了自己复杂多变的叙事结构。（如顺叙，倒叙，分叙等）在《萧史青门曲》中写三位公主的事迹则是直叙，倒叙等方法多次运用才道出三位公主各自不同的命运。在叙述事件和情感性上，吴伟业接受了元白的叙事形式，他的叙事诗与“长庆体”同样有典型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可能是梅村兼受李杜的影响，在情感抒发的广度和深度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梅村体”对元白最精彩的借鉴应该是在人物心理描写上，如白居易《长恨歌》中通过各种景物描写来烘托心理以期塑造人物的方法，在吴伟业的手中再一次发扬光大，《后东皋草堂》借草堂的荒废，写出了乱世中无限的“岁岁年年人不同”。他刻画人物心理的方法在对元白的学习上另辟蹊径，在《圆圆曲》中一句“恨杀军书底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不知道出了陈圆圆的多少辛酸与无奈。
吴伟业“梅村体”的形成固然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也离不开他自身的创作心态和跌宕的人生际遇，我们在他的诗歌作品中能够看到的往往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和失败者形象，至于为什么“梅村体”会给人带来这样的印象，这大抵可以归为两个方面，一是性格和心态的影响；二是他的人生际遇与“贰臣”身份。
吴伟业的性格特征与心态贯穿“梅村体”始终，吴伟业自小跟随祖母长大，而且多病，他自己竟也是“十五六岁不知门外事。”这固然方便了他专心读书，可是同样也可以发现他应该体弱多病，与外界接触绝少。这样性格特点直接导致了他的诗作多感慨自身的疾病和自怜白发，他自己更是在给座师的寿序中这样说道：“伟业颠毛斑白，自数其齿，少于师二十岁，而忧患躤迫，以及早衰。”有了这样对于生命的失落感和无助，他的诗作的感情基调注定也大多为消极和悲观。而又因多病，亲人们必然更加宠爱保护有加，也使得诗人的感情更为丰富和脆弱，当面对失败挫折时，他固有的性格特征带来的是遇事优柔寡断和事后沉重的打击，诗人的坎坷人生际遇则更加剧了他内心的痛苦，所以诗人的性格心态应该是贯穿“梅村体”的创作过程，诗中的人物形象也应是注入了诗人自身丰富情感的。
相对于吴伟业失败心态对创作的影响，他的人生际遇和“贰臣”身份的影响则更为痛苦，情感表达得也更为失落。我国古代的封建纲伦理常对于封建仕人来说应是金科玉律，一般的“贰臣”在失节上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痛苦和无奈，而吴伟业是得到崇祯帝亲赐“正大博雅，足式诡靡”的榜眼，而且“奉旨归娶”，这是多大的知遇之恩和荣耀，在崇祯自缢后，他甲申殉节未果，这给他带来的心理负担又哪里是其他仕子能够体会的，就殉节未果来讲足以让吴伟业脆弱的心理更为不堪。可是命运就是这样对待吴伟业，他还得被迫出仕清廷，成为不折不扣的“两截人”，失节后的吴伟业，认为名节有亏，内心自愧，强烈的道德缺失感一直困扰着他，这使他在诗歌创作中偏好历史剧变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对于个人在历史剧变所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表现的淋漓尽致，仿佛就是在诉说自己的故事。对于吴伟业来说，他失节的痛苦虽然一直都在，可是正是由于失节后，他的眼光和思维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对于历史事件的叙述，传统的道德体系早已不适合他，他已然已经完全是靠自己的一套标准来衡量正义与反动，他靠着自己的理解和情感来判断，俨然与主流的评判标准“势不两立”，这也恰好在情感抒发的深度上超越了同时代的主流评论者，让后人更全面的了解史事。如作于顺治二年诗人避乱矾清湖的《避乱六首》之六所记叙的一场抗清民变运动，诗中对于“抗清者”是十分鄙视的，他们“草草十数人，使气挝市翁，怒色殊无聊。”就如打家劫舍的强盗般，而敌方官兵却是“下令严秋毫”，纪律严明，诗人这时俨然在情感上更贴近清廷，反而忘了自己是明朝遗民。根据文秉《甲乙事案》的记载，发生的这次民变，是由黄蜚等人统领的“太湖义兵”发起的，“屯聚湖中，然无所图”)倒是苦了周边的乡民。看来这种民变是不得人心的，难怪吴伟业会把“抗清者”描绘的如此失人心，这也正是“两截人”经历对他创作上的影响所在，倘若是顽固的“反清复明”人士估计也不会有吴伟业难得的“实录”精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