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院经调研发现，当前农民工维权案件存在以下问题：

一、维权意识较差。大多农民工务工时，不到正规的职业介绍机构求职，又很少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有的虽然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劳动合同不规范，甚至属于“霸王条款”合同。由于没有书面劳动合同的约束，发生劳动争议后缺乏最直接的证据和衡量侵权与否的标准，而农民工又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一旦发生纠纷，往往出现举证不能，法院在处理时难以全面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二、维权方式偏激。大量案件存在被告恶意拖欠、克扣工资的情况，农民工事后补救成效甚微，在一定范围内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部分农民工会采取理智的方式，通过诉讼来解决争议，但部分农民工情绪激愤，讨要工资方式激烈极端，往往会采取聚众闹事、群体上访、找老板“算帐”等非理性的手段实现其目的，由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演变成危害社会新的不安定因素，对社会治安构成潜在的危机。

三、维权成本偏高。一些农民工们为了讨几千元甚至几百元的工钱要耗上几个月的时间，有的甚至时间更长，而有些老板为了达到拖的目的，一定要走完所有法律程序，直到败诉才肯给付拖欠的工资，农民工们根本等不起。律师费、劳动仲裁费和诉讼费费用高，让本身经济拮据的农民工们望而却步。对农民工而言，赢了官司赢了理，是莫大的欣慰。但在很多情况下，不少农民工却是“赢了官司输了钱”，“讨回说法空欢喜”，费尽千辛万苦得到的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四、职能部门之间缺乏配合。为农民工维权涉及多个部门，如建筑管理、劳动保障和司法部门，各部门的条条框框较多，又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制度予以规范，部门之间没有建立有效的联动机制，缺乏有效的配合。

对此，该院建议：

一、加快农民工权益保障的专门立法。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城市，并加入到城市建设的各行各业中，农民工已成为一个相对稳定而又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农民工问题已成为事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如何更好地解决农民工问题，这需要国家通过专门立法，使农民工劳动保障、教育培训、养老、医疗、生活、居住等权益在法律层面上得到全面的保护，让农民工维权能有法可依，规范有序。

二、建立农民工法律知识培训制度。在输出地，要实行外出农民工准出证制度，并将接受一定的法律知识教育作为颁发准出证的前置条件。输入地的用人单位，要完善劳动用工备案制度，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必须到当地劳动部门备案，并将此作为劳动部门开展劳动监察的重要内容。通过严把“出入”关口，进一步做好农民工进城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使农民工外出从无序变有序。

三、充分运用工会组织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建议各级总工会都应设立指导农民工团体的专门机构，把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作为一项重要职责来抓，建立和健全农民工工会组织，积极吸纳农民工入会，依靠工会的集体力量与企业主谈判，以维护农民工个体的合法利益。

四、建立农民工维权的互动机制和平台。农民工维权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的共同参与，做好农民工的维权工作，劳动保障、建筑管理、公安、司法等职能部门加强沟通与协作，在制度上提供相应的保障，以建立一个农民工维权的互动机制和平台。

五、加大对农民工的救助力度。建议扩大司法救助的范围，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对涉及农民工的案件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理和优先执行”，为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开通绿色通道，在完善审判流程管理的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维权案件的跟踪督察，加大对侵犯农民工权益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同时修改和完善有关法律，简化法律程序，真正达到对农民工维权案件快立、快审、快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