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到监狱时，阿松已站在了门口，看起来显得更瘦了，手里拎着一个纸袋，里面装着几件平日换洗的衣物。

晚上我请阿松到一家小餐厅吃饭，他对我这么多年一直看望他和照顾他母亲说了许多感谢的话，趁着酒意，我再三解释说没什么，兄弟只有今生无来世，以后有什么困难我定会尽力相助。

阿松和我生长在同一个山村，入狱前是一家超市的保安，他母亲和我妈关系特好，一直以姐妹相称，而我和阿松便成了对方母亲的干儿子。阿松念书时成绩很好，一直都是班干。原以为阿松高考会被一所好大学录取，不料在预考时就遭淘汰，虽然我和阿松的母亲都劝他复读后再考，但阿松却选择了放弃，可能预考出局很强烈地刺激了一贯自傲的他。后来，阿松通过他大舅的安排到县城的一家超市干起了保安，再后来，阿松经人介绍认识了贵州一位叫阿蓉的女子，二人没多久便摆酒成婚，阿蓉没有工作，阿松每月有限的薪水让二人的生活略显困难，阿蓉生下儿子后，一家人的生活更是捉襟见肘。那时我已大学毕业并参加了工作，到县法院当了法官。我和阿松经常抽闲小聚，彼此都对生活充满了怨艾，相较起来，阿松的心态比我平和，他说一不求财，二不屑官场，只希望他母亲和自己的家人有饭吃，身体无恙即十分满足。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很要好的朋友，相互没有物欲的杂质。阿松他爸死得早，他母亲后来并未再嫁，独自将阿松和他弟弟抚养成人，因而，阿松对他母亲一直有特别的感情，结婚后，阿松把母亲接到了家中，虽然房子不足五十平方，一家人倒也过得和睦。

阿松被判刑，也缘于他母亲。一天，阿松母亲到北菜市场买菜，因为猪肉价涨和一个叫二楞的肉贩发生了争议，二楞很横，争吵中不停地骂阿松的母亲是“老不明白“，阿松听说后很是气愤，一人赶到菜市场去质问二楞，双方吵得很凶，最终二楞没打过阿松，被阿松用卖肉的剜刀刺伤了左胳膊造成轻伤，二楞起诉后，阿松认为事由二楞起，并且先骂了自己的母亲，该打，拒绝给二楞赔偿损失，阿松最终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刑二年六个月，后被送往距县城不远的一所监狱服刑。

阿松的案子开庭时，我正在广西出差，他母亲找到我时，案子已经判了，我不停地安慰阿松母亲，说服刑时间不长，再说阿松被判刑也不是因为什么不能见人的丑事，所以不必挂念太多。阿松服刑后，我几乎每月都去探监，顺便还捎他些香烟和衣服，他母亲有风湿顽疾，我送她到市里的一家医院作了全面检查，医生说风湿基本不能治愈，只能做些抑制加剧的调理，因为这些，阿松很是感激，说他总有一天要报答我，我说没什么报答不报答，只希望他能在监狱好好表现，出来后把家庭的担子承起来，我也就很高兴了。

酒喝得有点多了，我和阿松相互搀抚着行走在华灯初上的大街，这城市曾是让我和阿松年少都很向往的地方，但结缘后，我们却感到于两个山村走来的人十分陌生，很难体味出老家的那份宁静和清新。到他家时，他儿子咧咧地喊我，很是礼貌，阿蓉则叫我平时多帮帮阿松，别再遇事犯傻，我告诉阿蓉，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看得出，阿蓉并没因阿松的入狱而丧失生活的信心。

（二）

阿松打来电话，说他准备开家小饭铺，还说阿蓉也很赞成。我很高兴，因为阿松没有沉沦下去，而且还准备开始认真地生活。

下班时，我母亲来电话了，说妹妹生病住了院。我和妻子赶到医院时，妹妹已入睡。母亲拉我到一边，告诉我听医生讲妹妹病得不轻，得赶紧想想办法，具体什么病她不知道。我找到了主治的王医生，他悄悄对我讲我妹妹得的是尿毒症，而且已是晚期，如果不赶快换肾，至多只能活过一年。我一下子晕了，没想到妹妹才二十多岁就身染绝症。我想，无论怎样，我也要挽救妹妹的生命，我没有理由让她的生命在我眼前划上句号。告别王医生，我不敢告诉母亲妹妹患病的真相，一再安慰她妹妹只是有肾结石，但需动手术才能彻底根治。母亲叮嘱我要把妹妹照顾好，并说我哥老实本分，妹妹又未成家，一切都只能靠我了。

我把妹妹的病情告诉了阿松，并说换肾费用至少三十万，但我手头只有不到五万无的积蓄，亲戚中也没比我条件再好的，凑足三十万几乎不可能。听完消息后，阿松约我到他的店里去喝酒，还再三安慰我，说人生没有迈不过的坎，他也会出力帮我。我知道，阿松饭铺的整个家当不足二万元，钱还是东拼西凑聚拢的，他帮我只能是一番好意，不可能有经济上的能力。

王医生又打来电话，说已找到了合适的肾源，但钱不交清就要错过最佳的手术时间。我接完电话后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去弄这救命的三十万。

一连几天，阿松明显感到了我的疲惫，并反复说问题总可以解决。我跟阿松说，我真没用，连自己妹妹的命都救不了，这法官还干得有什么意义？阿松从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叫我千万别自责，说这份工作既有地位又受人尊敬，干吗净说些丧气的话，不就三十万吗？咬咬牙想想办法也就过去了。

他的语气那么轻松，却又不知我已不知所措。

（三）

晚上，阿松到了我家，脸上还荡漾着笑意，我不知他为什么这般高兴。他说，你可以放心了，你妹妹马上可以做换肾手术。他的说法，我只能抱以苦笑。阿松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原来是医院的收据，上面清楚地写着“交款人陈德松，金额三十万元”（阿松书名陈德松）。我惊住了，阿松说，我已替你妹妹交了三十万，手术下周就能进行，我问他哪来的这么多钱，他说是借的。他的话我根本不信，谁会借给他三十万？阿松没坐几分钟就走了，并说这事不需外讲，我欲拉住他问个究竟，他推开我就走了。

我感到了阿松可怕的反常，更感到这三十万来得恐怖。

没过几天，阿松被警察从店铺带走了，当时据说来了四、五台警车，二十多名警察，被带走的时候，阿松没有说一句话。阿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抱着儿子哭泣不停，围观的人站满了一整条街。他母亲找到我，已是魂不守舍，反复语无伦次地问我阿松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劝她说不久事情就会弄明白的。那一刻我已可以肯定阿松出事绝对和那三十万有关。

果然，阿松出事后的第三天，街坊们开始纷纷议论他是犯了抢劫罪才被警察抓走的，说他在18日晚上窜进县城一包工头家中，用携带的水果刀逼着包工头的老婆从保险柜里取了三十万，还说当时保险柜的钱还有五十多万，但阿松没有拿走，当晚，包工头的老婆就报了警，警察从包工头家安装的监视器里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就是阿松。过了几天，我到公安局刑侦队去一趟，邻居的传说得到了求证。

阿松的行为深深地灼伤了我，他没有理由也没必要这样，我不知道，我，还有我们全家，在未来的日子里该如何去面对阿松一家。

我一个人走在城市的街头，这城市是那么醉人，在华灯的照耀下，芬芳与混沌交融，我不知道，我与阿松下一次同步街头会是什么时候，也许，这城市固然美丽，可能不适合我，更不适合阿松，就如同这城市复杂的十字街，我们都不找出恰当的出口。